此亦即多尔衮1644年8月28日（旧历七月二十七壬子）致信史可法时，何以能堂而皇之指责明朝：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，荼毒君亲，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，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，独效包胥之哭。?看,书.屋·晓·税′王￠ ,毋`错¨内!容*朝廷感其忠义，念累世之夙好，弃近日之小嫌，爰整貔貅，驱除枭獍。入京之日，首崇怀宗帝后谥号，卜葬山陵，悉如典礼……耕市不惊，秋毫无扰。方拟秋高气爽，遣将西征，传檄江南，连兵河朔，陈师鞠旅，戮力同心，报乃君国之仇，彰我朝廷之德。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，弗审事机，聊慕虚名，顿忘实害，予甚惑之！国家之抚定燕京，乃得之于闯贼，非取之于明国也。贼毁明朝之庙主，辱及先人，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，悉索敝赋，代为雪耻。孝子仁人，当如何感恩图报。兹乃乘逆贼稽诛，王师暂息，遂欲雄据江南，坐享渔人之利，揆诸情理，岂可谓平！[11]

以下掊击福王登基一事，称为“俨为敌国”之举，威胁就此“简西行之旅，转旆东征”，乃至不排除与闯军合作，“释彼重诛，命为前导”。

我们可以说多尔衮此信蛮横霸道，有些内容很是无赖，然而却不能否认，在伦理上它无懈可击。!t.i.a-n￠x+i*b`o￠o/k~.^c￠o′m.这一点，明朝方面也无力辩驳。史可法复信就不得不说，满清入京后一系列举动，“振古烁今，凡为大明臣子，无不长跽（半跪，单膝着地）北向，顶礼加额，岂但如明谕所云，‘感恩图报’已乎。”[12]吏科给事中熊汝霖上疏，议及多尔衮之信，颇感其先声夺人，令本朝处境尴尬：闻卤有谩书，以不葬先帝、不讨逆贼为辞。使彼果西入，而我诸镇无一旅同行，异日何以藉口？[13]

替多尔衮捉刀的，显然是汉族文士[14]，对礼教条理谙而熟之，所谓以彼之道还治彼身，用中国纲常质问明朝，刚好捏住后者软肋。明朝虽然首都为其所占，国土为其所分，一时间，却好似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且不说南京自身有成堆的问题，局如乱麻，就算它政治清明、可以有所作为，只怕暂时也不便以清为敌，行“恩将仇报”之事。

四

这种“不便”，现代人几乎已经看不见。今天我们看甲申国变之后时局，目光首先投向闯进国门的满清，视此为当务之急。^萝/拉¨暁^税\ -已/发￠布~蕞,鑫~彰′劫^但在明朝人眼中却刚好相反。这是因为，在问题的先后次序上，古人观点与我们不同。

崇祯时期，“寇”“虏”并称。而甲申之后，先前并称的两患，实际暂时变成一个——“寇仇”瞬间无比放大，“虏患”不仅相应冲淡，更因满清击退李闯而客观上有惠于明。此时明朝对满清，即不像史可法所言当真抱有“感恩图报”之心，起码也感觉稍释前嫌，所以举国上下所痛，俱在李闯一端。

地理大发现和形成民族国家意识之后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“内”“外”是分量极重的概念，只要面临外侮，团结起来、一致对外总是第一要义。而仍处“国家”与“天下”混同意识之中的明代，“内”“外”的概念，不是没有，却远不够强烈，更非第一位。先前讲到申包胥一例，揆以现代观念，多少有“里通外国”之嫌，当时却并不苛求。春秋战国，偶然也有屈原那样的“爱国者”，但更多的还是伍子胥、商鞅、韩非子、苏秦一类“客卿”，他们替别国乃至敌国工作，完全没有“内”“外”观念。汉以后，华夷之分渐趋强烈，但主要从文化、礼俗层面论之，还没有（亦不可能）达到如今的民族国家层面。对于遭受丧君之痛的明朝人来说，要求他们和今人一样，在闯进关来的满清面前，民族危机感立即上升到第一位，转而与逼死崇祯的李自成泯其恩仇、修其和好、一致对“外”，这是十